大禹治水的历史真相——是治“水”，更是治“人”
无论是传世文献记载还是民间传说记忆，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第一王朝的神圣建国叙事，充满浓郁的励志属性与英雄色彩。后世广泛认同、颂扬、传播，真实性却从未严加考证。文献和传说中众说纷纭又语焉不详的治水地点，要么人文地理上不太可能，要么客观人力上不太可行，当代考古也无足够说服力的遗址遗迹发掘发现。大禹治水到底是历史并不存在，还是真相另有玄机？4000年如白驹过隙，再4000年亦会弹指一挥。本来，如此深入人心的神圣建国叙事似乎会一直以形上真实形下虚空的非物质遗产状态，波澜不惊，代代传承，但是早期华夏族于晋南豫西关中东部基于“盐湖争霸”与“高阳崇拜”形成的生业逻辑、代际轨迹与图腾慰藉被一一揭示，生发出对大禹治水真实历史再现和文化特质理解的革命性突破。正解“治水”传世话术，挖掘“文命”深刻内涵，恢复禹夏第一王朝神圣建国叙事本来面目成为可能，且意义非凡，价值巨大。
一、对大禹治水传世话术真实性与可靠性的基本判断
1、大禹之世确曾洪灾频发
人类历史上从4200年开始，进入持续300年的ka4.2千年气候事件，到3900年才彻底结束。气候变化和地理变迁相互影响，造成自末次冰盛期以来人类经历的最大灾难期。期间的确发生水灾、旱灾、泥石流、瘟疫、地震等各种灾害持续叠加。而水灾，尤其是洪灾，相比其他灾害于人类最易形成深刻而传世的记忆刻画。局部水灾，也是人类面对大自然众多灾害之中少数可以对抗自救的灾害种类。4070年代夏王朝建立，正好落在此300年灾难叠加期的正中间。反复发生水灾乃至洪灾，人类天然地盼望有治水英雄出现拯救民众于洪水之中。
2、中国大陆文明核心区地形特征不会发生末世大洪水
洪水神话在世界早期文明中普遍存在，一直以来不少学者致力于结合古地质学研究找寻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大洪水记录。黄河中游地区虽然整体地势不算坎坷，但丘陵与低矮山地间有分布，完全不同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低纬度干热河谷的地理地貌特征。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人群聚落选址均“择高而建”，不会因大洪水而末日来临。没有《旧约圣经》记载的末世级别大洪水，也就不会存在华夏族群整体上对超级末世大洪水的恐怖记忆，以及由恐怖记忆带来的治水英雄神圣建国叙事。
3、大禹之世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广域治水
在大禹治水传说最盛的河南省即使到了4000年后的当代，面临2021年7月发生的一场特大洪水，人类社会也很难有大的战略性作为，局部地区尽力抢救减少灾害，整体上除了静等洪水退却基本无可奈何。与此对照，几十万人口量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手持石器、骨器、棍棒的先民，在相对低平的地理空间，面对大叠灾时代比现代社会规模更大的洪水，更加不可能有所作为。禹贡九州，不排除大禹的确到过九州之中的很多地方，但要想治理好其时地表径流比现代社会大得多的众多大河大江，绝无可能！
4、局地有限治水功业不足以支撑第一王朝建国
禹作为军事首领治水是基本职责，在局部地区小范围或特殊地形地貌下治水，达到一定程度水利效果完全可能。今天武警和解放军也始终是抗洪主力军。经详细人文地理分析，禹治理水害兴修水利最有可能发生在两处：
一处是河东盐湖北侧青龙河、鸣条岗、涑水河一带。河东盐湖对早期华夏族生存发展命运攸关。传说三代圣王只有禹曾经居所离盐湖最近，史称“禹居安邑”。安邑就在河东盐湖北岸几公里之内。从禹族称“夏后”可知，禹必定是盐湖事务总管和仲夏季盐湖祭祀高阳的大司仪。运城盆地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东南中条山与西北峨嵋岭之间纵贯一条鸣条岗，岗北为涑水河，岗南为小青龙河。两河在永济境内伍姓湖汇聚后流入黄河。青龙河故道原本从东北向西南直接贯入盐湖1。盐湖成卤最忌雨多水淡。所以，除了举办盛大祭祀求老天爷保佑之外，控制盐湖周边河流暴雨之后不会大规模冲淡湖水影响湖卤浓度，就成为早期华夏族历代领袖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无论真实治水事件能发展到多大规模，扩展到全国多大地方，也无论治水史实后世被神话到何等程度，大禹作为主管领导，盐湖治水确保华夏族财富之源，高度可信！史载北魏正始二年（505年）都水校尉元清主持开挖永丰渠，将北侧诸水疏导从西北方向绕过盐湖，再从西南流过。隋大业年间（605年—618年）都水监姚暹主持重新整修疏通此渠，故永丰渠又称“姚暹渠“。北魏和隋朝修建永丰渠，目的就是将青龙河及各支流水源集中疏导，绕经盐湖西北而汇入涑水河，避免直入冲淡、稀释盐湖，维护盐池之利，保障盐业生产1。数千年来，河东盐湖面积有涨缩，人事有代谢，但地形地貌地质特征不变，风吹日晒产卤原理不变，财富掌控治水逻辑也一以贯之基本不变。
另一处是伊洛河谷南侧古汝海一带。禹作为军事领袖一生最大功业在于征伐三苗成功，击败了过去两百年华夏族最大的竞争对手，让尧舜两代圣王头疼不已却有一筹莫展，也让乃父折戟沉沙饮恨终生的湖北天门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族群，让三苗集团作为中原地区文明核心地带一个独立族群彻底离开历史舞台。此过程因为主战场在东南和南方平原丘陵地带，有可能与水发生很大的关系。为击败三苗集团，禹与淮河流域的淮夷结盟，双方成为军事联合体。为此，禹甚至还采取了中国历史上后来反复出现的联姻策略，娶了淮夷涂山氏之女。这种基于爱情也基于事业双重效益的联姻，在差不多整整4000年之后的江西一座著名的圣山上，也曾有一个教员出身的超级大英雄如法炮制。作为陕北黄帝嫡系后裔的新姑爷，不能只取而不与，得送给老岳丈足够像样的聘礼，才配得上自己天潢贵胄的身份。淮夷所居之地是中原暴雨中心伏牛山区的下游，每当雨季淮河流域上游暴雨下游成灾，症结就在伏牛山区有座古汝海，当时古汝海主流东南向入淮河，如同下游淮河流域民众头上的一口大水缸。经大禹踏遍青山找到关键所在，于伊洛河谷上游开通伊阙龙门，引汝海之水向北经伊河与洛河注入黄河——“导汝入河”，一劳永逸地缓解顶在淮夷部族头上的汝海大水缸。同时，夏后氏集团也就此掌握了一项足以震慑淮夷集团的战略性水利工程，汝若不从，则填塞龙门，导汝入淮。利害相连、恩威并施，夏后族与淮夷结成了生死血亲，也才有联手讨伐三苗军事胜利后“禹会涂山，执玉帛者万国2”的会盟盛况。“导汝入河”，从地理、规模、目的、军事等各方面综合考证与考量，有相当高的合理性与可信度。
除了“盐湖防淡”和“导汝入河”有相当程度可能性和现实性之外，其他诸多大禹治水传说，无论是山东河济一带，还是甘青积石山一带，还是川西汶川北川一带，还是晋陕交界龙门一带，还是河南大邳一带，经仔细分析考证，都逻辑难洽，不予采信。仅凭两个规模有限惠民有限的局部治水功业事迹，就要支撑华夏第一王朝的神圣建国叙事，本文持完全否定态度。
5、有夏一代子孙造神可盛一时但难盛世世。
大禹真要有超大规模超级惠民的治水功业，传世文献和民间传说均无明确精确的地点记载记忆，也无可靠遗址遗迹发现发掘，完全不合常理。且不说何处治水，谁人得利，就是洪水来袭，四处泛滥，人口基数小、施工工具简陋的早期华夏族如何治理得了，治水以后为何就能万民拥戴开基建国的叙事，始终让人疑惑、引人质疑，无法深究。如果没有有形的超级治水功业，即使有夏一代大禹后世子孙掌握话语权四百多年，可以夸大、虚构，达到相当程度的造神效果，但在随后商周两朝，没有任何动机甚至完全敌对的舆论环境，夏后氏的人造神也不可能长期保持热度、力度，被民间长久认同和传颂。
真实的大禹治水神圣建国叙事，另有意料之外的历史真相！
二、大禹治水本为政治明喻而非虚拟叙事
前面已经否定了大禹广域治水超级功业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局地治水支撑建国叙事的合理性。真实的大禹治水与华夏族早期近1700的核心意识形态——“高阳崇拜”紧密相连。此意识形态经过自然和人文双重作用最终式微，逐步被后世遗忘，导致大禹治水历史真相被彻底掩盖。当是时，所谓“治水”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明喻，其要点如下：
1、当居于主导地位的华夏族领袖以太阳王自居时，四面八方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自然就向太阳的对立面“水”靠拢，以“水”制“日”成为必然操作。华夏族地处西北高地，其竞争对手多处于东南平原地带，水网泽国，“水”性特征倒也非常明显。
2、“水患”就是当华夏族与某一部族关系紧张之后，该部族以水为咒反对华夏族。名为水患，实为人患，“水患”就是“人患”，是周边部族不服气而引发的诅咒、作法，直至发生冲突和争斗。
3、“水患”变为“洪水”，就是周边反对华夏族的部族数量益众，力量益大，直至联合采取军事行动侵占华夏族传统领地，威胁河东盐湖控制权垄断权核心利益。
4、“治水”就是平灭反对华夏族的周边部族黑恶势力，理顺华夏族与周边部族关系，形成华夏族为天下共主周边部族和谐共处的安定团结政治局面。
用大禹治水是平灭对立势力，缓解部族矛盾的新范式观照历史，早期华夏族很多经典传说与记载，就有了特别符合常识和逻辑的全新阐释。
三、“水日互搏”语境下一些经典历史记载和传说记忆的全新阐释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3”。《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了涿鹿之战中黄帝大战蚩尤的鲜活场景。如果不把《山海经》当成神话，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双方战前或战中，或祭祀，或作法，或诅咒，都围绕着“盐卤生业”、“高阳崇拜”的意识形态，充斥着“以水凌日”“日升水落”的巫蛊之术。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4”。尧当华夏族部落联盟首领之时，华夏族与各地部族，尤其是江汉平原的三苗族关系恶化，反对者甚众。周边敌对部族均以“水”为旗号，以“水”作法、祭祀，诅咒谩骂声浪此起彼伏，直如洪水滔天。更有甚者，考古也显示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元素一度逼近河东盐湖，兵锋直指尧都襄汾陶寺。对应文献记载有“帝尧避居幽都”之说。
“鲧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4”。鲧用九年时间未能解决以三苗作乱为核心的部族对立关系，也直接导致被殛身死。禹用十三年平灭三苗作乱，缓解了各部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与矛盾，形成“身教讫于四方”的众望所归和王国一统。
四、从“明喻”变“隐喻”的传播讹变历程探析
王国时代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帝国时代的绝对皇权，以意识形态认同+联盟联姻为主体。后世相信并传承治水神圣叙事，大禹治水从那个时代的政治“明喻”慢慢变为后代政治“隐喻”，是多重因素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累积的结果。
首先，“水日互搏”在摆脱蒙昧状态不久的早期人类社会习以为常。把本族视作太阳部族，把对立面视作洪水，可能是华夏族多数人都常态认同的一个民间习俗，而不是一个需要刻意建构的英雄故事。神圣叙事本身的非神圣化，可能是这个神圣叙事得以广泛流传的根本原因。当是时，华夏族民众应该都知道敌对部族“以水作法”，治水就是缓解部族矛盾、理顺部族关系、形成天下一统的共识语境。
其次，大禹本人意识形态上重文轻武。禹父鲧的教训历历在目，“姒文命”反映了大禹的内在心声。不管是自取还是后谥，“文命”并非凭空而来。“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6”在禹父鲧悲惨命运的阴影笼罩之下，从大禹本人开始，有夏一代未必愿意宣传武功暴力，也未必愿意宣扬族群矛盾，“治水”——一个恰到好处的代名词，自然顺理成章地被选择、沿用、延续。
第三，民间传说在传播传承中逐步讹变。正如“禹生于石”“鲧腹生禹”等真实历史经过一定幅度的时间延续空间转换，就逐步讹变成神话，大禹治水也从众所周知的治国当世语境变成只有治水字面意思的英雄后世语境。疏离了时代语境之后，后世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成英雄大禹纯粹治水。一代又一代不断讹变蜕变，大禹也就真正成为了治理水利的华夏族大英雄，而其真实的军事领袖、开国君王的历史形象反而淡化、弱化，退居华夏族后世主流语境的幕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骨子里爱好和平的农耕民族，所有人也都有意无意地充当了这个历史主流的助手、推手。
第四，太史公有误会更有情怀。太史公是否知道大禹治水实质是“治理紧张对立的部族关系”，今天已经不可考。但从《史记 夏本纪》把治水与三苗作乱并存来看，到太史公写作《史记》的西汉时期可能真的已经不知道治水的真实含义了。若一代史学宗师果真认知如此，遑论普罗大众、升斗小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史家，为万民万世树立正确历史观价值观是他最高的著史使命和人生使命。在自身认知和民间心理共同基础上构建出“成一家之说”的伟大治水英雄与神圣建国叙事，也顺理成章并合乎逻辑。
最后，大禹治水具有普世价值属性。与西方文明源头《旧约圣经》上帝创世纪，面临末世大洪水的解决办法“诺亚方舟”相比，大禹治水的确是人类文明史上神圣叙事特别成功的另一个典范——广大民众都相信这个神圣叙事、传播这个神圣叙事、升华这个神圣叙事。“大禹治水”成为一个既有强烈真实场景感又有巨大人文感召力，还稍带一点神话传说色彩的史实级远古人类建国叙事，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内核之核，所有后世子孙都一身兼具这个神圣建国叙事的受益者、建构者、传播者三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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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海经笺疏[M]. 《海内经》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郝懿行,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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