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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武谈中国水墨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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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武,1959年9月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4年本科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1995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历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教授;北京画院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六、七、八、九届理事。现任中国美协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作品曾获全国第七届美展铜奖,第九届美展银奖,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

 

 

《老人与牛之一》145cm×145cm 纸本设色 2011年

 

要写这样题目的一篇文字,是突然有的一个想法。是踏上开往加勒比海的“海洋绿洲号”的游轮上,才有的挥之不去的心情。
 
现在我坐在有6000名乘客,将要行程10天的大型游轮上。甲板上到处是穿着花花绿绿裤头和衬衫的各种肤色的人流。如果你不远眺,就不觉得在船上,像是在纽约的某个繁华、熙攘的旅游小镇。此时,我躲进属于自己船舱的阳台上。这里很安静,妻子在舱里画画,说是要用这海上的10天创作一组新作。我的身边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海和天,是哗、哗、哗哗的涛声。这重复有序的波涛让人感觉时光是静止的,偶然,一只海鸥从我的视线里孤单的飞过,才让我想起时空和岁月。

 

《大雪》210cm×90cm 纸本设色 1989年

 

其实,这只能算是一次中等档次的海上旅游。我也不想这会儿“忆苦思甜”,但我还是把过去生活中的一大堆事情都想起来了······ 
 
我生长在东北松花江边的一个小城市,父亲是有木匠手艺的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还曾兼任过居委会副主任,是没有工资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朝阳群众”,我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三个妹妹。这样一个大家庭,只有父亲一个人挣钱,少年时常常听母亲念叨,父亲每月工资72元6角。所以父亲每天自己单桌吃饭,吃的是细粮和好菜,因为他要在外边工作。这个工资数字我一直忘不掉。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我的邻里、同学也都在一个生活层面,所以我的少年生活并没有贫困、窘境的感觉,因为我们不知富日子是什么样的。

 

1967年 全家福

 

上中学时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张宇平,我们玩的很好。他家是干部家庭,所以,各方面条件和我们都不一样,去他家玩时发现有许多房间,姐、妹和他都有自己的屋子,并且睡的是床。而我们家除了厨房和过道,只有一个大屋子、两铺对面大炕,父母和小妹在一面,我和哥哥、两个妹妹在一面。在张宇平家,我知道富裕家庭是怎样的格局,而且还有更大的差别。
 
有一次,宇平的姥爷让我们几个收拾楼下一间装杂物的小仓库,劳动完毕,宇平从家里拿出一些点心慰劳我们,是两种很特别的口味,我从来没品尝过的滋味。我问这是什么?答“肉松”和“枣泥",那个年代的我怎么会知道这东西。我当时对糕点的认知是“绿豆糕”“槽子糕”之类。更刺激的是,因为给宇平姥爷画了一幅画,姥爷让他花1元7角6分买了一盒中国画颜料!吓得我很长时间不敢用这盒贵重的颜色。那就是七十年代初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1971年 少年时代

 

记得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眼睛突然看东西模糊,去医院看说是近视了,我和家里人都不太相信,因为那时戴眼镜的很少,都是学习好的学生或老师,哪有我这种学习一般,又不是书香门第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几次检查,确定是近视,只好由父亲带我去眼科医院配了一副眼镜,花了十几元钱。当我戴着眼镜回家时,母亲悄悄对我说,花了这么多钱,如果你不是近视可怎么办?弄的我惶惶不可终日地忐忑不安了许多天······

 

《乡村的齐白石》200cm×100cm 纸本设色 2010年

 

真正有穷困感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从一个工人身份考入大学的,当时我的女友是和我同一个集体户的知青,因为我俩不慎未婚先孕了,有了我的大女儿,她不再回集体户,而我们又不到结婚年龄,她成了待业青年呆在我们家。当时家里三个妹妹还在上学,母亲为了能挣点钱,辞了居委会的差事去街道的清扫队做环卫工人。正是这时候我考上了大学。虽然我读的师范大学,不仅不用交学费,每月还有14元钱的生活费,但我当工人的25元月工资没有了,却把没有工作的女友和两岁的女儿撂在家中。所以我上大学不好意思再在家中拿一分钱。无奈,在读大学期间,不仅靠学校发的生活费,还申请了每月4元钱的困难补助费。四年的大学生活,这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其余的贴补是大伯、四叔和后来做服装生意的老妹妹及有了工作的女友,在我每个寒暑假开学之际给我的一些零用钱。

 

《蒋兆和》30cm×32cm 纸本设色 2020年

 

去大学报到时,带了是下乡当知青时父亲为我做的一只大木头箱子。我都忘了是怎么从吉林市的家中搬到公共汽车上、再搬到火车上、再搬到我们六人同寝的宿舍的那张多余的空床上。我只记得那只大木箱占了别人两个箱子的位置。
 
见了面的新同学,多为喇叭裤、长头发、三接头儿皮鞋的充满艺术范的打扮。而我则是普通工作服裤、蓝色中山装和黄胶鞋,此时的我还没穿过皮鞋。这些也就是一下午的磨合,随即就正常相处了。

 

《黄宾虹》30cm×32cm 纸本设色 2020年

 

但是每天的吃饭却有些不自然了,特别是午饭,一个班的同学常常在一个大圆桌上吃饭,可是购菜的标准却不一样。我的菜只有两种:一个是炒土豆丝,一个是炒萝卜丝。因为这是9分钱一份的最低价的菜。中午和晚上我轮换着吃,一直如此。而其他同学会买3毛钱左右的黄瓜肉片或5毛钱左右的溜肉段、烧茄子等。同在一个桌上吃饭,同学就夹一筷子肉段或茄子放在我的土豆丝里,起初我会笑谢一声,时间长了就有些囧。后来我索性到另外的食堂去吃饭,综合大学专业多人多,不会再有认识的同学给我夹烧茄子了。我也尽量不参与同学的饭局,因为我没有钱回请同学。整个四年的大学生活我是参与同学聚餐和酒局最少的人。毕业那年的元旦,班长说每人凑10元钱,班级搞个聚餐。10元钱对我来说能做许多事,所以,我说要去姐姐家吃饭,没有参加会餐。那个晚上我先在大食堂吃了我的常规晚餐,米饭和土豆丝。然后整个晚上都在校园操场的雪地上漫游,因为同学们的聚餐是在教室里举行的。他们连喝带吃热闹到午夜,我在冷天冻地中徘徊到午夜。当我与大家都回到宿舍后,有同学说你没一起喝酒!我却暗自庆幸保住了10元钱。

 

《庚子日记·春光有限》235cm×385cm 纸本设色 2020年

 

现在说来有些矫情,也有些夸张,可那是我大学生活的偶然片段。前段时间有朋友看到我大学时的照片,说你那时比现在还老,营养不良可以理解,但头型怎么也乱的一窝草似的?我说那时我只因为头发太长了才去理发,决不会为修理发型去花钱。
 
大学毕业后我贫困状况仍然没有改变。曾经有一次去北京看画展,为了省钱,与在铁路局单位工作的朋友那借了工作证和一套干部工作服,充当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十几个小时的旅途又紧张又疲惫,紧张的是怕被人认出是冒充,疲惫的是用工作证上车是没有固定的座号,如果我离开座位后再回来也许会被人占了,我这个伪铁路职工可不敢撵真的优惠人员。这样名不正言不顺的“蹭油”,皆因没有钱的缘故。

 

《又是一年春草绿》 160cm×200cm 纸本水墨 1988年

 

没有钱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我研究生毕业。1992年春节后,我带着两万元钱来到北京,是为参加一个进修班,可是后来那个班因故不办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找到进修班拟定的老师,每人交上1万6千元的学费,老师利用美院放假,就单独为我们仨人辅导。因为不是正规研修班,我们就沒有住处。为了省钱,我和另一个同学到处找便宜的住房。在燕莎桥附近的城乡结合部找到了一个农民在靠山墙搭建的简易偏房,低矮窄小,租金每月70元。我们先租下一个月试试,用砖和门板搭了一床,这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窝。挤、冷、闷、潮还能忍受,每天从燕莎到王府井,要倒三次车也能坚持。
 
可是,有一天突然下了大雨,沉睡中的我们,被褥、衣裤、鞋袜和一些小屋里的东西都淋的湿透,终于,我们放弃了这个窝,住到了教室里。晚上10点钟后,教室不让留人,我们就悄悄地熄灯躲在里面过夜。没有被褥,只有一件大衣,常常在熟睡中被冻醒。有暖意的春天刚刚来临之际,蚊子也来了。晩上睡觉时被蚊子咬的实在受不住时,就钻进放临摹作品的大玻璃橱柜里,蚊子咬不着了,但闷的喘不过气来。一个晚上要反复折腾,先是躲进大柜里憋闷一阵子,再窜出大柜让蚊子咬一阵子 。

 

1993年 袁武在中央美院读研时

 

第二年我考上了中央美院研究生。读研之前,我是长春书画院的专业画家,虽然工资不高,是能打发正常的家庭开支的。可是到北京中央美院后,档案和工资关系都迁来了。美院每月只给开110元钱,不知这是按什么条例?所以研究生的日子,生活还是紧绷的。
 
真正摆脱被贫穷束缚,是我研究生毕业后,特招入伍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钱是怎么来的,我在另一篇文字《卖画记》中有详细的描述,再此不再赘述。
 
其实“穷日子”“富日子”都只是一个概念,沒有准确定义的,是在比较中显现的差别。

 

《和平鸽》310cm×145cm 纸本设色 2015年

 

我知道自己不再是贫困状态,是因为从某一天开始,我觉得自己要买的东西都很便宜,而且只要想买的东西,就一定不犹豫的买下,包括一些奢侈品。但我是一个穷人的坯子,既便是高级、精致的东西也总是被我粗糙、野蛮的胡用。所以,一些昂贵的东西,最终在我手里都是很贱的命运。如我在香港花6万6千元买的Buttero牌皮箱,其实我不认识这个品牌,也不知道它是名牌,只是路过那个店,在㕑窗里看到漂亮的赭色真皮箱,精致而高雅,进店里问了价就买下了。买回来只用了两次,拉杆就压不回去了,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坏的,只是我没把它当那么贵的物件来用而已。曾经在美国买了一块百达翡丽表,我知道这是名牌,买的也不是最贵的那种,折合人民币40多万。刚戴上时也很喜欢,又重又亮有点讲究。没到半年有一次开车时,突然很兴奋的撒了一个欢儿,将左手重重地捶了一下车窗,沉重的手表在猛力的挥舞下,撞击窗玻璃,表蒙子碎下一块碴子。包括那个皮箱在内,这些商品的购物票或登记卡都不知扔到哪里,修理都没个门,只好将表收回到高级的盒子里,至今快十年了那表还静卧在我的保险柜里,也不知道它的表针还动不动了。我的服装有时候买名牌,有时候买一般牌,只是看着顺我眼或脑袋一热就买。记得有一年在意大利的米兰逛商店,看见一件黑色的大风衣,肩膀到后背有一扇大帽子用拉锁拉开分在肩上,胸前还飘着两条黑绳。这件又长又直的黑袍几乎拖拉到地,又奇又酷。我试穿一下,明知又大又长,但脑一热就买下,两千多欧元。带回家后一直没有机会穿它亮相。几年前女儿在墨尔本结婚,看季节正合适,我决定穿它去参加婚礼。临走前去商店把过长的袖子又改造了一下。可是婚礼前一天我穿给女儿看,并说明天我要在你的婚礼上首秀这件风衣。女儿看着那件大黑袍,婉转地说爸你还是穿西装吧。至此我的意大利风衣己买了快十年,还从没正式穿上它去风光,真造孽呀。

 

《在朱耷山水上耕种》400×165cm×3  纸本水墨 2024年

 

到现在我也不怎么认识名牌,有的衣服什么牌都不是,我却非常喜欢的反复穿,有的衣服本是名牌,我却有眼无珠,视而不见。所以,每当收拾衣柜时,我都会举着各种衣裤,问妻子哪个是名牌?
 
也许在穷人眼里我的这“富日子”是“小人炸富”,而在富人眼里也就是“小打小闹”。当然,我的“富日子”也不只是这些无聊的经历。我于2010年起,在我的家乡吉林市设立了“江城优秀学生,袁武奖励基金”,先捐赠50万人民币做启动基金,然后,每年高考结束,捐10万奖励吉林市当年的高考状元。本来这顶捐赠要一直持续到永远,但2017年却因为政府不提倡“状元”之说而终止了。2021年我又将114件作品捐给吉林市美术馆,作为馆中馆的“袁武艺术馆”永久陈列。同时将吉林市政府奖励我的500万元人民币,捐赠吉林市美术馆设立“袁武艺术基金”。

 

《牛年》240cm×200cm 纸本设色 2021年

 

写了这么多穷和富的往事,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工薪阶层的人会认为我是有钱人,而真正的富豪会视我为小财主。别人怎么看也无所谓,俗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我个人理解:没钱人并不是无能,有钱人也不是有本事,一切都是命运安排。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信命,相信宿命论。我是画家,是用作品换取财富,但不是所有的画家都有钱。有的画家水平很差却有钱,有的画家水平很高却没钱。命中注定没有办法,不公在天,但我要感谢上苍······ 
 
游轮在继续航行,舱外海涛依旧。一篇文字写下来,让我更加怀念我的父亲、母亲。如果他们还在世,现在一定会和我们一起坐在甲板上,看着这片大海,听这令人寂寞的海声。

 

2023.8.7

于开往加勒比海的“海洋绿洲号”上 

袁武

 

《毒日头》400×200cm×2 纸本设色 2021年

 

 

卖画记   

 
我的画能卖钱始于调入长春书画院之时。1988年夏秋,我从长春第一中等专业学校调入长春书画院任专职画家。用画换的第一笔小钱,是由长春文联下属画廊以600元人民币买了我20幅小品画。当时还不太会画小品,只有两、三种样式,如《孟浩然诗意》《易安居士小像》《钟馗图》等。不仅技术不讨巧,就是内容选择也不会遂藏家的心意。孟浩然那幅小品题款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李清照的小品题的是“绿肥红瘦”。这样的画面各画10幅,和后来F某的流水作业如出一辙。那批画当年画廊卖出几幅,是否挣到钱我不得而知。只记得不到两年那个画廊就没了,画廊的门市房也成了我们画院的办公室兼画家的活动场所。一次我在那房子里找东西时,竟然发现了折叠成一摞的我那批商品画,因为受潮已经无法完整的打开,也搞不清还剩几幅。我对着这些曾经换来银子的拙作发了一会呆,就悄无声息地将其投入了马桶里,放了几遍水才将它们冲的没了踪影。当时想法很简单:这么多相同的画,留下来很搞笑,何况已经卖了不属于我了。后来陆陆续续由长春文物商店也收购我十几幅小品,多为三平尺80元人民币一幅。也曾有过在新华书店的北国书画社卖掉一幅四尺整纸的大钟馗的经历,是一个黄头发的美国大妞买去了,500元钱人民币,创下了那个时候我的卖画纪录。
 
《大山水之7》360cm×130cm 纸本设色 2008年
 
还有一次,我的一幅山水画《家住大山下》参加吉林省赴京的“北国风光书画展”,待展览结束回来时,被告之我的那幅画卖掉了。那是我第一次不情愿卖的一幅画,也是500元,但我很不高兴,因为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虽然后来又重画过几次,都感觉不如那幅,那是一幅六尺对开的大斗方,展览期间还登载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这件事和这幅画令我至今念念不忘。
 
1989年5月,我的作品《塞外,春天还不曾苏醒》参加了由《美术》杂志、“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和台湾的《雄狮美术》杂志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的“当代水墨新人奖画展”,并获优秀奖。展览结束后,这件作品被香港实业家安子介先生收藏了。当时由《美术》杂志社转给我一张一万元港币的汇票,吓了我一跳,不知这能兑换多少人民币。那年的12月份,我的作品《大雪》获了全国第七届美展铜牌奖。
 
故1990年春天,香港博雅艺术公司和深圳博雅艺术公司,邀请了十几位艺术家在深圳博雅艺术公司举办了一个小品画展,每人带5幅画从全国各地聚集到深圳,参加者有有名的也有无名的,老中青三代。三天展览结束后大家都有画卖出,我只卖掉了一幅,因为我当时还不懂面对市场应该画什么样的画,所带的作品多为简洁淡雅之作,如《庄周梦蝶》《绿肥红瘦》《孟浩然小像》等,600元卖掉的作品竟然又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孟浩然小像》。
 
《孟浩然小像》设色纸本 63cm×63cm 1990年

 

1991年,我结识了日本书法家北村白霞先生,并被邀请赴日本举办书画联展。同年4月,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去了日本。我们的展览在东京银座的越后屋美术馆展出(其实就是一个小画廊)。共展出作品28件,多为小幅画作,最大的4尺对开。作品的形式是:在我的画作上北村先生写上书法,由日本锦缎托裱后镶嵌在精致木框中。

 

展览一周全部作品都被订购,每幅售价为15万日元至30万日元不等。这次我并没有拿到现钱,除去往返和在日本吃住行费用,我还买了一些物件:一个美能达相机及一个100至200的长焦镜头,一本精装的《怀斯画集》和《竹林西凤》平装画册,还有包括荒木经惟在内的三本摄影集,又买了一件时髦的日本风衣并给家人买了礼物。第一次走出国门,从东北的小城市闯入东京这座大都市,极度兴奋,大开眼界!时至今日还记着在日本那些天的感受和心情。当然也有遗憾:看到北村先生把我画面当衬景写上去的粗大的毛笔字就心里微痛⋯⋯但是,那时我没有名气,也没有钱,一切皆可忍,因为这样的机会是难得的。之后的1992年、1993年我们又作了两次这样的展览。其中还有一次是参加“第二届TIAS东京艺博会”,当时看到北村先生寄来的博览会宣传资料,我还不能理解,这样的大空间被隔断成一个个小展位,像菜市场卖菜的摊位很不雅观。但这两次我都没有去日本,因为1992年我已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而1993年我开始读研究生了。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把卖画的钱都消费在往返日本的过程中。记得两次展览我得日元60万。我在央美读研时档案和工资关系都迁到中央美院了,原单位不再给我开工资,而央美每月只发给我100多元钱,不知这是什么级别的工资。所以那几年我的北京生活及给在东北的父母、妻女生活补贴就全靠这日本展的收入维系着。

 

《大风歌》460cm×320cm 纸本设色 2016年

 

这期间我的另一笔画酬是来自1991年结识的台湾商人、“加拿大国际水墨大赛枫叶奖”创办人李荣东先生。我的作品《天籁》在首届“枫叶奖”大赛中获金奖,得奖金2000美元。随之李先生买了我一些小品画,平均价格200元人民币。在1992年的第二届“枫叶奖”大赛中我的作品《垓下歌》获薪传奖,奖金又是2000美元。当时规定去加拿大领奖就不发奖金,可是临近出发时我因毕业琐事没能成行,奖金却也没拿到,和李先生弄成了一笔糊涂账。但那几年李先生买了我许多画,补充了我那几年生活的开支。当然,我也成全了他,二十多年后书画市场热的时候,李先生频频携我当年那些作品从台湾来大陆参加各个拍卖会。我没想到他居然有那么多我的小品画。记得有一年他说:仓库跑水了,他的藏画被淹了。并寄来一个纸箱,里边是一坨粘在一起的纸浆块,说都是我的画。他问我有办法修复吗?答案当然是No!我曾开玩笑:你能有办法把画一幅幅的张开,我就有办法给你修复好!可是即便有这样的损失,他还是不停地一次次用我的画去上拍,可见他当年的盲目投入有多少。但是,商人李先生是有经济头脑的,他在台湾为我出版了第一本《袁武画集》,并且请当年已在大陆很有名望的台湾著名画家、评论家何怀硕先生写了序并题字书封。当然,所需回报自然是我的画,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后来传到大陆并风行一时,吃亏的肯定是画家了。

 

不管怎么说,日本的北村白露先生和台湾的李荣东先生,让我衣食无忧地度过了九十年代,并完成了从塞外东北闯入山海关的艰难迁徙,从地方画家转型成为北京画家(相当于全国画家了)。

 

1995年夏,我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被特招入伍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刚入部队人生地不熟,因为成了“军旅画家”也远离了“地方社会”。有两年多我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人理会。

 

《母亲看我画小平》260cm×200cm 纸本设色 2004年

 

1997年5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打电话的自称是山东青州的张鸿君,想请我去青州走一趟,让我多带一些小品画,说可以卖800元一幅(4尺斗方),含他的佣金。我说我现在没有小品画,另外800元也太便宜了。他说:你现在还不是副教授,而且也没有多少知名度,先是这个价等慢慢再涨价,还说没有画先过去,现场画也可以。就这样我开始了卖画“走穴”的第一次试水。只身一人坐火车去我从来没听说的小城:山东青州,而且竟然是后半夜两点到站。当时既有冒险的担忧又有挣钱的急切。临出发前我将张鸿君的电话交给了一个朋友,说如果两天我没有音信,就报案去青州找这个人破案!凌晨两点我在青州站下车,因为是过路车,所以只有我一个人下来了,黑暗沉静的小站连个检票员都没有。在我正不知东南西北的踌躇中,听到空中有人在问:是袁武老师吗?此时我才发现在头顶的天桥上站着两个人,微光的夜空将俩人衬成暗灰的剪影,都是瘦长却是一高一低,这是帮我挣到第一笔山东人民钱的张鸿君和李洪义二君⋯⋯两位用一辆很破的面包车带我去了一个招待所,并吩咐我快睡一觉,早上要起来画画,因为我一幅画也没带来,并说他们在隔壁也有房间。早饭后我开始画第一笔订单,是四尺整纸对开竖裁的四条屏。本来是二分之一对开,但李洪义却将纸裁成三分之二开,使每条屏宽了许多。初次经历这样的事,没有经验也不懂规矩,只能由人摆布。一上午完成了李清照、苏轼、李白、陆游四条屏。

 

《为李可染先生造像》34cm×61cm 纸本设色 2017年

 

午饭后又有订单来了,仍然是上午尺寸的四条屏,我说好!再画另外的四个古人,他们说不行还得画这四个人,因价格一样画别的样怕买主挑选比较。我说还画这四位,但把构图和背景变一下,他们说也不行,构图背景也不能变,否则没法平衡每个藏家的要求。就这样第一次来青州呆了四天,竟然画了9套四条屏,令我不安和糟心的是留下这么多相同的四条屏。后来书画市场火爆时,这些四条屏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大小拍卖现场,不知内情的人一定在疑惑,这一套四条屏在反复拍卖是为个啥?而令我尴尬的是好像我只会画这一个样式的四条屏。不管怎样,第一趟青州行我挣了两万三千元。回北京后我马上买了一台日本原装电视机,当这台号称“火箭炮”的电视抬进我的独身宿舍里时显得是那么豪华气派!兴奋之时也有囧事,青州李洪义打来电话说,抽成时算错账了多给了我三千元,让我再寄回去。幸亏我的电视机花了一万八千元,否则我还没钱退了呢。90年代末那几年,青州成了我的大“作坊”,隔段时间就走一趟。那时的山东青州作为书画市场的重镇还没有后来那么名声大振,当然,我也没有后来的“小有名气”。可以说,我和青州一起成长。一次次的青州行,使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左景岳先生、刘杰先先、邵春萍先生都是我的重要藏家和我画作市场的推手。我也顺势从青州行发展至潍坊行、烟台行、威海行、东营行、日照行,后来还至河南行、深圳行,在深圳还有了专门经营我画作的罗晖先生。几年间我就发展成了小康。想想初级阶段的那些小品画多为粗糙应酬的。记得画一幅小老头手里捏个酒杯抬头望天,另一幅也是这个小老头再捏着酒杯望地,再一幅捏着酒杯偏头望菊花,所题的款就是《李白醉酒图》。也有时会画一个戴着学仕㡌的小老头,仰脸向天空挥舞长袖,或侧脸向右边挥舞长䄂,要不然就侧脸向左边挥舞长䄂,最后款都是《东坡邀月图》。当时不觉得什么,可是十几年过去后,再从藏家那看到这类画时很不好意思,我都会费上九牛二虎的力气改补这些画,或者干脆撕掉,再给人家重画一幅方才心安。想想这财富积累的初始阶段也太那个了⋯⋯

 

在画行货的日子里,不仅画技在成熟,价格在提高,题材也在开拓。从画苏轼、李清照、李白、屈原增加了钟馗、老子、庄子、孔子;从斗方、四尺整纸、六尺整纸的小品画到八尺纸的《紫气东来》和丈二纸的《观沧海》等大幅创作,因为这两个题材受欢迎,曾反复画过多件。记得在东营,一个老板订了三幅130cm×160cm的《观沧海》,每幅4万元,在当时算是很大的订单了。

 

《李鸿章》369cm×145cm 纸本设色 2017年

 

直到2003年春,我当上美术系的副主任,因为工作的约束不再能自由的出行,才停止走穴的步履,奔波市场的忙碌终于停止下来了。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不想当财主,更当不了富豪,但己经不缺钱了。
 
不卖画的日子是安静的,也是清高的,更是出作品的。我的“抗联系列作品”和国家重大题材创作工程都是这段时间完成的。
 
2009年我主动脱掉军装,转业到北京画院做专业画家、任副院长。这时,我的故乡吉林市和我读大学并工作过的长春市,逐渐地产生了我的粉丝群。特别是在吉林市,藏家们对我作品的痴迷程度远远超过了我对自己画作的痴迷。大量的当年给朋友画着玩的戏笔之作,都被淘出来当商品画被卖来卖去,令我很难为情。看着那些幼稚的伪商品画,我像救死扶伤的大夫,又开始给这些画修补整形、乔装打扮,为的是藏家满意,更让我心里踏实。他们还从各种渠道收集我的作品,甚至出高价从全国各地往回搬挪我的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我这个从吉林市走向全国的知名画家再扯回吉林市成为地方画家。他们是我作品的欣赏者,艺术的鼓吹者,也是我小品画的乱贩者。他们不失时机地向我买画,对我的作品如数家珍爱不释手。这一切令我感动,也让我终日手忙脚乱。
 
《袁世凯》335cm×137cm×2 纸本设色 2017年
 
2013-2015年,虽然我在倾心画创作《大昭寺的清晨》,虽然我觉得钱够花了,但家乡的朋友们还是将我推向了卖画的又一轮浪峰上。这期间主要藏家和推手是张国立先生、孙海林先生、吴志祥先生、康义江先生、张祥善先生、朱蓬辉先生、孙迪先生,同时助力的还有北京路宽画廊的老板邹进贤先生,他在琉璃厂临街处开的小画廊,主营我等几个人的画作,日照的林玉柱先生的天大画廊也多次举办我的个展,汕头的高天舒先生两次约我前往走穴⋯⋯
 
我一直认为画家画画不是为了市场,特别是中国的书画市场,因为在这个领域还没有多少真正意义的藏家。一个好的画家应该为博物馆、美术馆创作作品,应该为美术史留下作品,应该以自己的情怀、思想和独立精神去完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画作。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和心态,市场越火我越不安,钱挣得越多我越觉得是不务正业。虽然我还成不了富豪,但钱的积累已使我不再是一介书生,这令我很愧疚,不知怎么的竟然觉得对不起读的那些书。好在,书画市场不再那么疯狂了,我也不再像打了鸡血那样“走穴”了。
 
当然,还是要感谢我作品的藏家和推手们,是这些朋友让我有大画室和静心创作的心态,让我走南闯北周遊世界去看博物馆。
 
正因为此,我该画出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人认可和欣赏,使藏家们手中的作品更有价值,更能留传长久。因为我作品的艺术价值,使我的藏家们额外的也有了一份价值,说不定,或者,也许我们还能一起流芳百世呢。                    
 
2020.9.袁武于北京
 
 
 
《蒋介石》370cm×145cm×2 纸本设色 2017年
 

学艺术不是解方程式

文/袁武

 

速写要练宽、练深、练活

 

学生要想提高造型、画面组织能力必须坚持画速写,要多画、长期画,带着思考、带着问题意识去画。速写不仅是收集素材、训练造型能力的手段,而且还要让学生理解用速写寻找艺术语言,需避免面面俱到,要解决主次、开合、互相穿插关系。场面速写要解决画面中多人组合的问题,以及训练环境与人物之间的关系。速写不只是练习基本造型问题,还要练习整体把握画面组织能力。以线来刻画描画对象和场面,感受中国画特有的散点透视美感。从照抄模特的局限中跳出来,克服油滑的习气。练习速写的时候要练宽、练深、练活。 

 

宽是什么?表现力。不能说只会画老人,只会画破屋子,脸上没褶的年轻人就躲着不画,挺直平整的房子就绕开不画。所谓的练深,就是对物象的理解,要复杂的东西简单画、简单的东西复杂画,要概括和强化并用。艺术表现不能单靠技法解决,还需要一些主观感觉,只有这样,才会发现几个画家画同一个模特,都会画出不同的艺术形象。练活,就是绘画表现的应变能力。

 
《走过沱沱河》366cm×732cm 纸本设色 2009年
 

写生是把米做成饭的过程

 

教学中看到许多学生停留在临摹照片的写实阶段,硬搬照抄现实照片中的人物形象,缺乏美感,更谈不上艺术生动性和张力。人物写生除了写实和写意,还应有主观绘画、趣味写生、强化和概括,不仅要减少卖弄技巧,而且要用最诚实的手法捕捉朴素的形象。写生是画者与模特之间产生出来的一个“孩子”,写生既要尊重模特但绝不能照抄模特、拘泥于模特,要与模特之间保持一种距离感。写生不是为模特画像,而是绘制一幅有趣的人物肖像画,是把米做成饭的过程。在模特身上找到特有的元素,强化放大这种元素,使之像模特,但又不是模特。物理造型不同于艺术造型,写生应是一幅有画味、有笔墨、有想法的绘画。从不同角度观察,离近看、仔细看、看清楚想明白再落笔,而非看一眼画一笔,不要编造、不要大概其、不要概念化。水墨写生前可以先画不同角度速写,充分感受、分析模特身上独有的气质。不建议学生写生时以木炭起稿,要训练用毛笔直接获取生动、用笔松活的画面,更准确训练用线造型。难点在于用笔墨画出有趣的形,是求像的过程,而不是刻意追求准的过程。找准感觉稳、准、狠地去画,同时注意疏密、虚实、松紧,要有中国画特有的线和设色,避免画成素描明暗光影着色。写生不一定要快,要思考、要带着想法去画。

 
《朝拜者的天空》500cm×600cm 纸本设色 2018年
 

创作不是为了参展

 

关于创作,学生们目前都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和绘画基础,但创作经验并不丰富,总在以常见的形式和类似构图进行创作,从众跟风、千篇一律的内容层出不穷。造成这种原因是学生创作思考方向和出发点单一,盲目跟从效仿,沉没在参赛投稿群体中难以找到自我。忽视自己的感受与生存现状,过多考虑社会热点现象与新闻题材,画自己不熟悉的内容,导致空洞乏味、缺乏感染力。

 

现实主义不是写实主义,是表现生活本质和人性,现实主义最大的功能是批判现实,揭示社会弊病,着眼于弱势群体。创作带有自己态度的现实题材作品,要去除“甜、俗、腻”等符号特征。我告诉学生们创作须遵守三原则:画自己熟悉的题材、画感动自己的内容、画能驾驭的内容。不能仅为参展和评分而画,要为自己画画。真正的现实主义需要经过内心严肃思考,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在作品中寄托自己的心愿和情感。明确的构思诞生后,需要勾画很多构图小稿,比例、位置、大小不同的构图稿,在构图阶段需要反复打磨思考,考虑开合、分散、疏密。用两周左右的时间思考一幅创作如何化散为整,解决散、花的问题,远交近攻,制造冲突对比,不要从众,要另辟蹊径,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回看艺术史,每一位大师创造的艺术高度犹如每一座隆起的高山,诞生即标记着结束,后来者需要创造寻找新的形式和表达,不用循规蹈矩再踏别人已经创作过的形式题材。做自己、画自己,在画中寻找自我,重复自己坚持的事,执着往极致去做。

 
《高天无声》380cm×600cm 纸本设色 2018年
 

风格是探索实践后自然形成

 

关于风格,风格是自然形成的,风格与习惯、性格与环境有关,每个学生成长生活的地方都不一样,不同的成长经历直接影响每个人不同的画面风格。但长期以来,学生们在潮流中迷失自我,跟风效仿,东搬西挪,处于彷徨失措状。每一个学生在进修伊始应放下自己过去的经验,轻装前进,认真听取吸纳导师的教导。我不建议学生临摹学习我的画风和技法,在屋子里搭房子能有多高?建议学生向古人和经典学习,学习不设局限,在真正感人的艺术面前吸收养分,在生活中刻苦练习积累,自然而然产生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

 
《心灯系列 No.17》365cm×145cm×2 纸本设色 2019年
 
 
《大昭寺的清晨之四》220cm×450cm 纸本设色 2014年
 
 
《大昭寺的清晨之一》66.4cm×78cm 纸本设色 2018年
 
 
《大昭寺的清晨之二》66.4cm×78cm 纸本设色 2018年
 
 
《人流》局部一  317cm×144cm 纸本设色 2008年
 
 
《人流》局部二  317cm×144cm 纸本设色 2008年
 
 
《人流》局部三  317cm×144cm 纸本设色 2008年
 
 
《人流》局部四  317cm×144cm 纸本设色 2008年
 
 
《人流》局部五  317cm×144cm 纸本设色 2008年
 
 
《人流》局部六  317cm×144cm 纸本设色 2008年
 

 

 

2024年7月22日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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